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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可以穿透时空

——读陈昕《出版留痕》

2019-5-31 9:47:19 作者:毛志辉

都说年华似水,倏忽之间,陈昕的出版从业生涯已经有40多年了,几乎与改革开放“同龄”。即使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发祥地的上海而言,40多年也不算短暂的时光,何况,对于我们上一代的出版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段年华!用波澜壮阔、纵横捭阖这样的话,似乎都不足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气象万千的发展变化。早在两年前,陈昕就发表过文章《我的出版观》,陈述了自己不平凡的出版经历和对当代出版的理解,在国内出版界、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今天,这部厚重的《出版留痕》,让我们更加系统和清晰地看到,由一幕幕难忘的生命瞬间所组成的一位出版人的精神求索历程。

全书由43篇文章构成,既有反映其出版观和出版研究的思想跌宕,也有引领和推动出版改革的文献记载,更有回忆编辑工作和出版人物的真情流露。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一篇篇历经时光洗礼的作品中构成一个挥之不去的背景。他个人的信仰、追求、彷徨、关切和思考,通过信手拈来而又浑然天成的文字沉淀为动人的往事和记忆,凸显了当代出版史上那些真切的存在。

透过时空,有一种精神,仿佛总是在陈昕的文字间穿行。25年前,在《勇敢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一文中,陈昕这样发问:“中国文化积累、传承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新的学术传统的建立由谁来推进?体现新时代特征的标志性骨干学术著作工程由谁来完成?”这部文集,可以看作是对上述提问的延伸和解答,也是对百年出版精神的承续和阐释。这种精神,既烙刻在陈昕个人的生命里,也融入到他所创建和领导的世纪出版集团的血脉中,让他们在聒噪的商业浪潮中仍保持着独特的文化气质;这种精神,激励着出版人去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的境界,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因为人类精神价值的评判,一定是坚硬的“岩石”而不是美丽的“浮云”;这种精神,可以从张元济、陆费逵,到宋原放、巢峰,再到陈昕,在一代一代上海出版人的身上找到传承的印记……

精神无形。精神的传承总是通过那些特定的人物、事件、场景来呈现的。他回忆自己刚从事出版工作时就与赵家璧、胡道静、钱君匋、刘哲民等老出版家有过接触,并对出版工作产生了崇高感和神圣感,后来又因为参与重大出版项目的机缘,亲炙了上海出版界文化界的领导夏征农、王元化、罗竹风、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的教诲,使他对出版的地位、价值和功能有了清醒的认知。他在各种场合给大家讲现代出版史上的两个经典案例: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历史地位的形成是因为有一批出版家以开启民智、培育新人作为其从事出版的价值追求;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享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在战后德意志民族艰难困苦之时推出的“彩虹计划”开启了民族思想文化的复兴之旅。

精神无价。矢志不移地坚守纯粹的出版理想和追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昕从事出版工作的40多年,是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变的40多年,他沉潜于出版的汪洋,弄潮于改革的浪尖,以实际的榜样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呈现给世人,具有时代特征的出版家如何顺势而为成就一番事业,如何凭借自身的器局和识见作出抉择和判断:1986年,他率先就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问题进行探讨,拉开上海出版发展战略研究的帷幕;1996年,他提出发行中盘问题,对中国图书发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1997年,他主张建设超级书店和连锁书店,推动了图书发行的改革;1998年,他呼吁组建出版集团,并作出了系统的论述;2001年,他着手建设现代出版物流体系,并在世纪出版集团建成国内首家现代出版物流企业;2002年以来,他对数字出版进行持续的研究,迄今仍是该领域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他还就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出版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出版集团转企改制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出版品格,与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关切、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位当代出版人的精神血脉和思想底色。

精神无极。2015年,陈昕卸任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但他对出版业的关切并没有改变。他开始密集地推出著述,“继续为热爱的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出版经济学研究》是他作为出版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初步建构了出版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高擎火把的人》是他作为出版企业家和出版理论家的演讲录,他作为全国首家出版集团的创办人,始终从回应现实问题出发,自觉尝试、引领、建构改革开放出版理论;《出版忆往》部分地见证了他作为经济学编辑家的职业历程,如何从一名普通干事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旗手”(袁志刚语);《书之重,评之轻》是他作为出版评论家的著作,记录了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发展中重要作品理论和观点的洞察;而这部《出版留痕》,则涵括了他作为出版家的各个面相,将他出版生涯中的那些遗珠佳作收拢起来,构成了一部宏观有主旨有中心、中观有忠告有预警、微观有洞见有情感的作品集。斗转星移,陈昕始终踩着时代的文化节拍,遵循内心的价值呼唤,践行着自己作为出版家的使命和担当。

在近现代出版史上,伟大的出版人莫不以时代良知、民众喉舌的情怀和匡时济世、救国救心的使命感从事着出版事业。他们在赓续递嬗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以学人的良知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命脉,以出版的情怀负载着文化的传承。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中这样表述自己的使命:“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既是陈昕和世纪出版人的“庭训格言”,也可以视作近百年来上海所以成为中国出版之重镇的“精神坐标”。

陈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绕不开的人物。诚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频所评价的:“仅就改革开放出版思想的首创性、深广度而言,在他前头的人已屈指可数;而思想的结构特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理论研究的空谷足音。”透过《出版留痕》及陈昕的其他著述,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支撑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出版业勤勉耕耘、不懈前行的,是一种传承百年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国出版不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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