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甲斌 闻少博

　　全球配置矿产资源是世界各国应对自身供应不足的共同经验。我国矿业“走出去”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的格局，展示出我国的独自特色。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相对地位在弱化，主要投资能源、铁、铜等相关紧缺大宗矿产；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地位相对在提升，主要投资锂、钴、镍等需求体量较小的新能源矿产。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配合，是增强境外权益资源供应保障的重要之举。

　　一、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地位相对下降，主要聚焦能源、铁、铜等相关紧缺大宗矿产

　　1979年8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出国办企业”号召，拉开了对外直接投资序幕。之后，大型国有企业陆续“走出去”开矿办矿试验，但规模普遍较小，效益也较差，且多为失败案例。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资源型企业“走出去”驶入快车道，先后组团到有关国家或地区进行考察，并开展矿产勘查开发活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748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14%。这一阶段，中国矿业境外投资主要在非洲、南美和中亚等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并购，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主要聚焦在能源项目。

　　二、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地位相对上升，解决市场急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愿望持续增强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境外矿业投资经验积累、国家对外投资政策放宽，以及对外资源依赖增加，民营企业以其壮大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快速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矿业并购，推动了中国境外矿业投资规模急剧上升。据标普数据库统计，2021年，我国采矿业境外投资累计存量达到1815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期末的2.4倍。民营企业是推动矿业境外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境外投资存量占比由2013年的11%上升到2021年的40%。但是，民营企业投资并购倾向于公司特定的业务目标和业务增长领域，对能源转型升级市场所急需的锂、钴、镍等新能源矿产投资并购产生了极大兴趣，矿业项目并购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2016~2022年，全国锂的境外投资并购次数超过了铁矿石和铜，体现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存储需求的增长。据统计，2016~2022年中国境外锂资源并购中，69.7%的锂权益资源是由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企业完成，23.8%的钴权益资源由华友钴业等企业完成，55.4%的镍权益资源由青山集团等企业完成。

　　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配合，并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是保障国家资源供应的重要之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预示着我国在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化阶段，具有大宗矿产和战略新兴矿产消费同步增长的特点，也意味着矿产资源短缺范围和程度由原来的油气、铁、铜等大宗矿产进一步向锂、钴、镍等战略新兴矿产延伸。保障国家能源资源供应，应秉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业务共存格局，重点通过政策鼓励支持，并发挥民营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特点，推进民营企业由新能源小金属矿产并购投资向铁、铜等大宗金属矿产项目延伸，与国有企业形成优势互补之态势，全方位提高境外资源保障能力。

　　一是增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境外矿业投资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例如并购中面临担保函、承诺函不被认同，以及缴纳“贷款费”“提款费”和支付诚意金等额外支出问题，高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负债率提升。为此，需要加大金融机构支撑力度，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境外矿业投资重点项目开发在贷款利率、担保条件、融资额度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二是增强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便利支持。境外开矿办矿面临审批流程复杂、周期长、外汇管制严格等问题，需要简化境外并购审批流程，优化外汇审批手续，提高境外优良资源资产并购的能力和机遇。另外，针对境外办矿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可由政府支持，以优质高校为基础，与企业共同设立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定期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学习相关知识，参与智库、知名跨国企业交流、实习和实践等活动，培养熟知国际勘探和评估标准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帮助民营企业提升国际投资并购能力。

　　三是增强对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保护。针对资源所在国的国别风险和政策风险，在资源所在地建立中国企业“协会”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与所在国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必要时通过驻外领事馆与政府交涉，由政府出面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并督促对方国执行，条件成熟时可将企业的投资合作上升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以保障企业利益，实现互惠共赢。另外，目前国际关系复杂，面对境外形成的一批战略性矿产权益资源储量和来之不易的境外矿山供应体系，应保持战略定力，采取系统化防范与应对措施，保护境外矿业资源资产和中国劳工人身安全，为境外矿业项目稳产增产创造平安的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