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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

2014-5-13 14:02:41 作者:胡森林

自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以来,石油公司的跨国经营就成为行业惯例,IOC(国际石油公司)们在世界各地作业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但随着近年来以NOC(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步伐加快,常常会有人问:中国石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呢?“走出去”能给中国石油行业带来什么?又会对世界石油行业产生哪些影响?

两种解读

对中国石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

一种视角是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解读。最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走出去”获取资源增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这是一种政治经济话语,通常与能源需求上涨和“对外依存度”结合起来谈,其分析框架是地缘政治学,内在逻辑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核心假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关注点是对抗与对峙,理论基础是以“石油峰值论”为代表的资源耗竭理论。

另一种视角是从行业规律和公司发展、股东价值角度来解读。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本质上是遵循国际石油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需要,也是满足国际资本市场要求的重要途径。这显然是一种商业话语,常常与行业特点、经济全球化、公司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全球油气供需平衡等联系起来谈,其内在逻辑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核心假设是IOC与NOC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注点是全球油气的供需稳定和价格安全,理论基础是全球化思潮和“地球村”理论。

考察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经营行为,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以商业价值为衡量标准而开展的,从选择目标、商务谈判、做出决策到实施并购及其并购后的整合运营,都是企业自主进行的,因此企业也必须对自己的并购决策和经营绩效负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始终是自主经营的主体。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走出去”离不开国家大的战略引导,为促成并购的成功,政府可能会提供一些支持与斡旋,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国家也会给予必要的政策指导和安全保护。但这一切,不论是对比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还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联系石油行业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找到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动因,答案应该从以下这些方面去寻找。第一,国际石油行业规律使然。油气资源和消费市场在全球地域的分布不均衡,内在决定了国际油气行业必须打破区域市场的局限,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而跨国公司是石油行业国际化的重要载体。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石油行业的资源、市场、人才等要素都在全球配置和流动,是最能感知和体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行业之一。由于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等特点,国际石油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国际化公司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全球市场中布局自己的产业空间,依托全球资源谋划自己的发展未来。中国石油企业作为国际竞争的后来者,必然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紧密跟随全球化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第三,资本市场的内在要求。作为公众能源公司,中国石油企业要向公众股东负责,为股东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回报,这就要求企业通过“走出去”,加快对国际同行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石油企业在国内与在国外的定位、功能和经营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往往被混为一谈。石油企业在国内必须发挥好能源保障作用,这是作为国家石油公司应尽的使命,也是占用国家资源应该付出的对等责任。但是一旦走出国门,就是完全的商业行为,遵循的是“在商言商”的商业标尺。但与别的行业如计算机、互联网等“走出去”不同的是:石油是一种强需求的,具有政治、金融、物理三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很容易与地缘政治甚至资源战争这样的惊悚命题联系起来看待。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等事件之后,加上各种带有阴谋论调的畅销读物的蛊惑,人们对此的联想总是格外丰富。

两种理念的直接遭遇集中体现在重大海外并购时,一些本来正常的商业行为,有时被中国石油企业的竞争对手和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客借题发挥,涂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对美国优尼科公司发起的收购,由于竞争对手利用政治手段加以干扰,导致收购行为功败垂成。在那之后,美国能源界的很多人士对此都进行了反思,认为那种采用不恰当的政治手法干预正常商业行为的做法应该引起警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行业人士和企业家们,也对把握商业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边界有了更理性的思考与更清醒的认识。

公平的悖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并不完全是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却得到了政府的各种优惠和支持,这到底公不公平?这显然又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这一事实是否成立?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以来,在大政方针上,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无疑是支持的,在各种文件中也多见要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表述。具体分析起来,石油企业在“走出去”时得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融资额度和略低的融资成本方面。但这种优惠是银行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指令,也并不会因为“走出去”而增加额外的优惠条件。

其次,谈论是否公平需要参照和对比。从国内来说,石油企业并没有比其他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走出去”享受更多的优惠,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在处理“反倾销”上花费的精力远远要大于石油事务。从国际比较来说,中国石油企业作为消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不仅不具备生产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源优势,也不曾享受到IOC们曾经得到过的国家优惠条件。比如1948年美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美国国内曾引起普遍担心,美国政府制定了“两个半球石油自给”的全球石油政策,将中东作为发展战略重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大企业在沙特等国广泛参股。为鼓励石油企业向外发展,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一项财政抵扣政策,即石油公司向东道国缴纳的特许开采税金可用来抵扣应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近年来美国等国家对其重要石油公司的重大事务加以援手的情况也不鲜见。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在全球平台竞争,如果孤立地、从单一视角来观察中国石油企业得到了多大的政府支持,必然容易陷入偏颇。

从另一个消极角度来说,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由于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色彩,往往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借口,事实上给中国石油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带来很多掣肘。

还有一种说法是,只要油气的进口权完全放开,就不需要国家石油公司出去找资源了。且不说石油公司发展海外业务并不与拿回油气完全划等号,也不说中国企业一窝蜂出去可能导致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情形出现,只说政策本身,政府在政策设计时显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资质管理上需要避免放开权限导致的无序竞争、各种投机套利行为以及刺激过剩产能增长,一定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是必要的,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各种资质准入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走出去”之后

当石油公司不再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紧紧捆绑,而是一个有着自身战略、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商业组织时,在“走出去”之后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是国内与海外的关系。如果把“走出去”的唯一目的定位于获取资源,这一单向思维有可能带来自负和短视。作为在全球化时代运营的石油公司,作为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应该在全球能源的大格局中谋划自身的发展,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业务,在全球范围整合各种资源,营造良好的业务生态,及时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促进国内国外业务的良性互动和无缝连接,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

二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石油企业在“走出去”之后,通过发展勘探开发业务或者参与合同区块,会带来一些产量的增长,但也有一些业务是短期内不能建产的战略性业务,或者是在新业务领域和新技术上的投资,但这对一个有远见的公司同样重要,只要在今后能得到收益,眼下的投资就是有价值的。而且进入战略性领域事实上是增加了全球能源领域的投资,带来新的市场预期,对全球石油市场同样是一种有益的调节。

三是生产与销售的关系。当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作业地遍及几十个国家时,绝非生产的油气都运回国内,其一,这种长途运输显然是不经济的,其二,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并不缺油,不需要点对点地万里迢迢运回来。石油公司的海外生产国与国家进口石油的对象国并非完全对应,二者遵循不同的规律:生产遵循的是商品价值规律,追求的是效益;而国家进口油气需要遵循多元化原则,追求安全可靠。

四是资产(产量)与效益的关系。中国石油企业在本土作业时,需要格外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精耕细作,此时更多地体现国家石油公司的责任。在海外时更注重利润和回报,不是一味追求资产总量和产量,这符合公众公司的身份定位。在经过前几年的“狂飙突进”之后,中国石油企业开始逐步收缩战线,优化资产组合,从追求资产扩张到追求效益,这无疑是一次思维转变和理念回归。

“21世纪视角”概念

时至今日,全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石油市场,国际油气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石油贸易体系相对完善,不管中国到哪个国家开发油气资源,全球石油市场的流向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足以证明,单纯的地缘政治视角,早已不是考量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维度。

笔者认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两个问题息息相关:一是如何建立全球能源合作体系,更加强调合作共治而不是分歧冲突,使生产国和消费国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共同管理好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二是如何更好地解决能源生产体系和替代问题,包括能源生产在地域上的拓展、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等,同时处理好与能源问题紧密相关的气候问题。

美国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提出了“21世纪视角”的概念,作为超越“20世纪视角”的一种新的视野。他说,“石油从地下被采出时并没有印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而是在需求和价格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全球流动。运转良好的全球市场是能源安全的保障之一。”“国际石油市场应该被看成是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部分。特殊和个别的问题当然会出现,但是对石油的追求在本质上属于充满活力的商业竞争,而非虎视眈眈的地缘政治较量。”

“20世纪视角”的含义是什么呢?对于石油生产国来说,就是在资源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利用消费国之间的互相制衡把握主动,通过控制剩余产能抬高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对于美国来说,石油是他们经济的发动机和优质生活的润滑剂,他们挥动“石油大棒”和美元,抢占资源的制高点,从立足国内到走向世界各地,到追求“能源独立”,直至把眼光瞄准南极和北极。中国则追赶着发达国家的步伐,需要为经济发展投入多一点的能源,却又沿袭着几千年“小农经济”的思维,觉得需要的东西自己生产和制造才可靠,却没有看到全球化时代生产贸易机制已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于中国石油企业来说,常常由于面目不清、左顾右盼,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中,既受到公众的误解,也担负着自身不能承受之重。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核心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企业“在商言商”,回归商业本位,并不是放弃责任,而是更加懂得专注,更加懂得遵循规律,更加懂得自己所从何来、所向何往,更加厘清自己的职责和定位,简单说就是,在国内依然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不能拿国际石油公司追求利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在海外必须遵循行业的规律发展,不能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借口,让国家为自己的试错“买单”。

摆脱“20世纪视角”,将使我们从能源安全的迷思中走出去,从而知道什么是虚幻的恐惧,什么是真实的憧憬。据一些专家测算,由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有效的能源政策,虽然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但近十几年来能源安全综合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当然我国在供应安全方面与美、德等发达国家仍有着明显差距。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制定合理可行的战略和计划,出台有效的政策,积极推进改革,为能源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石油行业提高效率,促进石油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行业规则的制定,共同维护世界油气市场供需稳定和价格安全。

石油行业的使命

今后几十年,世界能源需求还会持续上涨,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会继续加剧,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稳定、高效、清洁、优质的能源体系作为支撑。石油枯竭的“幽灵”还是会不时出现,需要为几十年后的能源替代提前准备。油气生产与消费的不均衡将是一种常态,只要人类一天还使用石油天然气,这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类似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人类在许多公共问题领域已经创造了许多解决的办法和经验,石油行业同样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石油公司去思考、去探索、去破解,需要各国政府和能源行业领袖们具有远见和胸怀,推动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种种挑战之下,不但跨国石油公司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包括中国、美国等国在内的石油消费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利益挑战。如果无视这一点,只看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在能源政策制定以及市场行为上,都容易受“零和心态”主导,出现更多的摩擦和碰撞。

可以说,世界能源格局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多变,人类社会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企业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持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要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变能源竞争为携手共赢,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构建和谐有序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

一个行业要成为伟大的行业、受人尊重的行业,一定需要一个伟大的梦想作为支撑,一定需要一批胸怀理想的行业领袖引领潮流。福特的梦想是,让每个人都开得起车,这个梦想不但使美国成为了“汽车上的国家”,全球无数人的生活也由此改变。乔布斯掀起的“苹果”旋风,拉开了全球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丰富了无数人的掌上生活。石油行业处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位于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交接点上,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在梦想的引领下,开启一段充满使命的艰难征程。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主政者以他们的胆魄和智慧,开创了一个激荡的年代,他们的责任与担当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为中国石油企业赶超国际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今天的中国石油企业,同样需要这样的担当,需要用实际行动回报这个时代,努力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以巨大的勇气、热忱和信念,投入一场致力于能源可持续发展、造福全球人类的伟大事业。石油行业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石油行业也一定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作者系世界石油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文章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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