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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2015-6-2 9:46:04 来源:中国矿业报 本报记者:李平

口渴了,趴在河边,用手拨去漂浮的杂草,像牛一样伸着脖子喝上几口——这是年纪稍大的人对年少放牛时的记忆。

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这样的场景已经消失了。

浙江,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发展前列的经济大省,2013年3月,却因一条来自民间的“悬赏20万元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的微博,将沉溺在亮眼GDP中的全省官员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这样的负面情绪迅速引起网络爆炸式的反应,媒体也几乎一边倒地对此展开了呼应。不过,令浙江百姓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引来了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直接接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样的理念下,一场全省范围内的“治水风暴”迅速刮起。

前不久,记者随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的2015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赶赴浙江。尽管本次世纪行领队、全国人大环资委巡视员何嘉平已定调浙江之行为“取经之旅、宣传之旅”,但记者还是试图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眼光来检视这场风暴下的成果。

治水理念一脉相承

杭州西湖,一大清早,两个人在湖里摸螺蛳,这可是江南人下酒的美味佳肴。就在他们兴奋地往随身携带的袋子里装战利品时,一个身穿工服的人赶了过来,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随后,两人连忙将已经捞起的螺蛳倒回湖中。这一幕正好被早起散步的何嘉平看到。

螺蛳是污水净化最环保的水生物,被称为污水治理“大王”,民间早就有“清水螺瘦,浑水螺肥”之说。据说,一碗螺蛳或许能解决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水域污染。了解了这个特异功能,就很容易理解杭州人为何不准轻易在西湖里捞螺蛳了。

以“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为专题的2015中华环保世纪行浙江纪行宣传活动,就从这里开始了。

浙江,字里行间流溢着水的气息,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盘踞着钱塘江、瓯江、椒江、甬江、苕溪、运河、飞云江、鳌江八条长龙,静卧着东钱湖、西湖、鉴湖、南湖四大湖泊,密布着杭嘉湖、姚慈、绍虞、温瑞、台州五大平原河网。

河里能不能抓到鱼,是老百姓观察河道水质最基本的经验。对于年纪稍大一些的浙江人来说,儿时夏天的记忆里一定有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摸虾、游泳嬉戏的画面。

然而,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造成了水环境破坏,肆意横流的污水、随处倾倒的垃圾一点点腐蚀掉了河流的原貌。

说起浙江省的治水历史,还要追溯到2004年,该省连续开展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2004~2007)、“811”环境保护新3年行动(2008~2010)、“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2011~2015),都把水污染防治作为重头戏,其中第一轮“811”行动中的“8”专指八大水系,开创了十年聚焦、十年坚持、十年提升之势。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是在安吉余村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浙江省也是从那时起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省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先行先试,相继作出了建设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等一系列战略决策部署。

遗憾的是,这一美好的设计却在现实中出现反复。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八大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浙江省有32个省控地表水断面为劣V类,31.7%的断面达不到功能区要求。此外,有毒有害有机化学物质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杭州的母亲河钱塘江流域为例,现已检出67种有机污染物,其中5种的浓度在枯水期超过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夏宝龙祭出狠招,要求全省上下将治水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为此,浙江省提出了新一轮治水目标:5年内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根据该目标,浙江将治水作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贯彻最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和行业准入限制,严打环境违法。

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告诉记者,新一轮治水工作启动以来,夏宝龙只要到基层调研,几乎必提“治水”。

据了解,夏宝龙于2003年由天津调往浙江,担任浙江主要领导已有10个年头。曾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他,有着管理海河开发和保护的工作经验。

“浙江省举全省之力大力治水,跟习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期间创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战略思想非常契合。”徐震告诉记者。当然,前年年初网上出现“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引发的舆论热潮,也算是给治水猛推了一掌。民意诉求,给浙江高层治水带来了一股无穷的力量。

“河长制”的兴起

习近平在2002年~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多次提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并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

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于2003年启动,该工作的领导小组规格很高,以目前为例,组长为省委书记夏宝龙,副组长为省长李强,办公室主任则为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这个工作小组指导着浙江总体的环保工作。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厉月姿告诉记者:“浙江因水而生,因水而富。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的战略部署,确定了‘五水共治、治污先行’的路线图。‘五水共治’好比五个手指头,治污水是大拇指。从社会反映看,老百姓对污水感观直接、深恶痛绝;从实际操作看,治污水最能带动全局、最能见效。治好污水,老百姓就会竖起大拇指。”

在浙江省人大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中,以及陪同记者的浙江省环保官员的口中,被频繁提及的“河长制”引起了记者们极大的兴趣。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浙委发〔2013〕36号文件明确,浙江的主要行政部门都要参与到治河中来。

治水的常设机构为浙江省生态办,具体负责河长制实施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省环保厅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指导,负责组织跨设区市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方案)的实施、工业污染源执法监管和水质监测,牵头组织实施河道监控信息系统建设。除了环保部门外,包括浙江省水利厅、省农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共计15个厅级单位被要求参与到河长制的工作中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多龙治水”模式治理河流,即环保、水利、发改委、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合工作。但经过多年的实践,这种“多龙治水”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各部门各自为战,互不干涉,逐渐有了利益之争,于己有利就多做,于己无利就不管。

徐震告诉记者,正是为了解决“多龙治水”的难题,浙江开始在全省推行“河长制”治理,由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来综合协调治水,将“多极治理”变为“共同治理”。

目前,浙江对实施工作实行分级考核,省“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对各设区市“河长制”实施工作的考核管理,考核工作从2014年开始。考核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考核内容包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河道整治、政策保障与长效管理、水环境质量等5项,对工作有创新、治理成效突出的设区市给予附加分。考核结果纳入生态省建设工作年度考核,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据介绍,最早实行“河长制”的是嘉兴市。2011年4月,嘉兴辖区内的海宁市盐官镇率先试点“河长制”,将辖区内146千米河道划分为100段,由全镇104名镇机关干部和78名村干部担当“河长”,让“河长”对包干河道的断面水质达标、水环境改善负领导责任。

这种网格化管理、联动治水的试点模式,得到了浙江省领导的高度赞赏,并很快推广到了全省。

据了解,已有6位省领导“出任”跨设区市6条水系干流河段的河长。市、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负责人担任辖区内河道的河长。全省根据河道分级情况,建立了省级、市级、县级、镇(乡)级四级河长体系。

治水倒逼产业升级

在浙江采访期间,当地官员说的最多的是: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源头在岸上,根子在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企业大多是小而散的,这些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浙江的结构性污染突出。治水须先治理这些企业。

据2011年环境统计分析数据,浙江杭州、金华、衢州三市的化工、造纸和印染三大污染行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71.8%,氨氮排放总量占79.8%。

因此,治水不仅是环保的事情,更成为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种推手。夏宝龙在基层调研时曾多次提到,水环境综合治理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只有把治水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才能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治水就是浙江转型升级的‘纲’”。

转型必先汰劣,治污必先治水,“不论从浙江发展现阶段特征来讲,还是从环境要素制约来讲,浙江的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歪路和低水平发展的老路,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持续活力和不竭红利。”夏宝龙说。

目前,浙江正在按照“关停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搬迁入园一批”的原则,对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制革等重污染行业进行整治提升,水污染防治倒逼浙江省工业生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模式正在形成。

以享有中国“水晶之都”的浦江县为例,其水晶产业产量曾占全国80%以上,一度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但璀璨耀眼的水晶也产生了大量废水、固废,令溪河浑浊、鱼虾绝迹。根据当地的影像资料,记者看到流经浦江的浦阳江水质污染严重,河水呈黑绿色,局部排污口泛起大面积白沫,河面上漂浮各类垃圾,河道两边堆放着大量制作水晶的废料,完全成为了一条天然污水管道。

浦阳江,又称浣江,属于钱塘江支流,发源于金华市浦江县西部岭脚。浦江县县委书记施振强告诉记者:“早期的浦阳江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蓝的,五颜六色,被老百姓称为‘牛奶河’。全县577条河流中,80%是‘牛奶河’。这一江脏水就源于浦江县内众多水晶加工小工厂。”

记者来到马岭脚村,据说历史上宋江和方腊曾在此有过一场恶战,这里也是浦江县制作水晶的第一个村。1983年,该村出现首批水晶加工点。由于暴利驱动,短短的几年时间,该村水晶加工点增加至20余家,对周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施振强告诉记者,水晶产业从这里引进,蔓延到浦江县山山水水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村都做水晶。鼎盛时期,全县水晶加工户达到2.2万多家,水晶成为当时浦江的第一个富民产业。

“2万多家小水晶生产者,还有依附在这个产业链条上的各行各业的人,关停整治就意味着几十万人的利益调整。当时关停的难度不用我介绍,你们记者也能想象得出来。”施振强说,但再难也得把这项工作推下去,因为这是一件事关子孙后代的大事,环境长期恶化下去,大量的居民将会被迫逃离家园,谁都不想把自己的祖地变成无人区。

“浦江通过严格执法,动用了所有的法律武器打赢了治水这一仗。”施振强说,“从2013年4月起,通过开展‘清水零点行动’,打击偷排直排;运用工商法规,开展‘金色阳光行动’,取缔无证无照;依据国土资源规划部门法规,开展‘拆违治污行动’,拆除污染违建。借助县环保、公安、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各部门联合执法,两年累计拆除水晶污染违建加工场所105多万平方米,关停水晶加工户19547家。”

但是,关停之后,浦江水晶产业的路在何方?

施振强表示,浦江县在整治小水晶企业的同时,规划建设了水晶产业集聚园区,从生产规模、产业层次、装备水平、产出贡献、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水晶行业整治标准和入园标准。目前,该园区一期工程面积500亩,投资约2.28亿元,其中环保设施投资就达2300万元。据悉,浦江还准备再建4个水晶生态集聚园,所有废水、废渣都由园区统一处理。

水清了,山绿了,往日的污染大县一下子变成了适合休闲娱乐的旅游大县。那些曾经被水晶加工污染的古村古寨,也重新焕了新容颜。

徐震告诉记者,浙江省坚持源头治水、倒逼转型,持续推进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低、小、散”落后企业、加工点、作坊的专项整治。“十二五”以来,重点开展了铅蓄电池、电镀、制革、造纸、印染、化工等六大涉水重污染行业的整治提升工作。

数据显示,新一轮治水之仗打响以来,浙江全省273家铅蓄电池企业关闭224家,行业总产值较整治前反而增长113.2%,利润增长174.5%;全省1544家电镀企业关闭734家,行业总产值增长45%;全省180家制革企业关闭106家,行业总产值增长66%;全省造纸、印染、化工行业累计关闭企业1139家,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分别下降28.5%、35.1%、23.6%,行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8%、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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