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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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学哲学(上)

2019-12-2 8:49:49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朱 训

编者按:哲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一般人而言,似乎是玄而又玄、无比高妙的东西,这就更别提哲学的分支地学哲学了。如何去读懂地学哲学?如何去将地学哲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本版将分三期向大家慢慢掀开地学哲学的神秘面纱,向您讲述地学哲学的前世今生,以期让“高大上”的地学哲学更接“地气儿”。

结缘地学哲学

我对哲学的浓厚兴趣,萌发于求知若渴的青年时代。而聚焦于找矿哲学、地学哲学的系统研究,进而提出并探索建立“阶梯式发展”理论体系,则伴随我从事地质找矿、组织领导全国地矿事业、参与国家改革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喜爱哲学。当时还是战争时期、中学时代,读到我国大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用浅显的事例,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娓娓道来,把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二元论,什么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告诉了我们,从而就让我对哲学有了热爱。

1950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自觉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2年,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地质找矿。同时,这也加深了我对唯物辩证法的思考,特别是从哲学方法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

1957年7月从前苏联留学回国后,我在赣东北地质队开始了地质找矿,特别是铜多金属矿等的地质勘查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热潮。我们响应号召,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实践。那时,我是地质工作者积极“学哲学、用哲学”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中,我养成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实践这样的思维习惯,始终潜心地质矿产勘查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1960年,我发表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发现是就矿找矿的成功实践》。1965年,我撰写了《江西永平大型铜矿的发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1966年3月,针对地质找矿工作过程如何科学地划分阶段问题,我撰写了《关于地质工作程序若干问题的辨证分析》一文。1978年4月7日,《江西日报》发表我的《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前进》,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总结了江西地质找矿的成功经验;5月,我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了德兴铜矿会战的成功经验,形成《德兴铜矿会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文;7月,我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地质科研与地质找矿之间的辨证关系,撰写《加强科学研究指导找矿探矿》。1978年~1982年,我发表《论就矿找矿》等理论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就矿找矿论”的基本观点,也初步确立了找矿哲学概念体系的雏形。

而我与地学哲学结缘,并从此组织推动地学哲学研究使之发展成为一项事业,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参加的两次特殊会议。

第一次,是1983年6月27日至7月2日在福州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质学辩证法专业组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年会。我应邀出席并向大会作了《关于正确处理地质找矿过程中的若干矛盾关系》的学术报告,阐述了结合矿产勘查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地质找矿过程中的若干矛盾关系,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福州会议之后不久,刚选为地质学辩证法专业组组长的张文佑院士因病去世了。1985年,专业组的骨干成员们集体酝酿,三番五次上门来想邀请我接任地质学辩证法专业组组长。当时,我是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思考再三,接手主持地质学辩证法专业组工作。随即策划和组织筹备,于1988年召开了首次全国地学哲学大会。大会决定将地质学辩证法专业组,改组成为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报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批准成为其二级学会组织。大会推选我出任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这便正式拉开了有组织地开展中国地学哲学研究的帷幕。从此,我一直组织领导、协力推进着全国地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会议休息期间,时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龚育之同志找到我。他很诚恳地邀请我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他说:“朱训同志,我请你参加研究会的工作,不是因为你是地质矿产部的部长,而是因为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有兴趣。” 我确实是对自然辩证法感兴趣,所以当时点头默认了这件事。就是这样,由他提议并经过相关程序,我后来被选为第六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深度介入了自然辩证法领域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从而也进一步推进了地学哲学的研究事业。

从那时起,我与地学哲学的结缘是越来越深了。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长期担任原地质矿产部的主要领导,领导着全国地矿行业的改革发展;与此同时又相继出任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第二届至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第六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我始终注意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高度对建国以来地质找矿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矿产勘查实践科学地结合起来。

我在长期担任原地质矿产部领导工作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精神成果之一,便是创建了找矿哲学(即矿产勘查哲学)这一新兴学科。1991年上半年,我在中央党校进修班学习时,萌发了要将找矿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门分支应用学科加以创立的清晰念头,并立即着手进行系统研究。当时,一方面由于再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哲学,为研究找矿哲学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方法指南;另一方面,难得有一段时间脱产学习,使得深入思考有关找矿哲学问题、为原长春地质学院经济研究生班学员们写作找矿哲学概论讲课提纲成为可能。后来,我编著《找矿哲学概论》一书,就是在这个提纲基础上扩展充实形成的。这件事,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对此抱有两个愿望:一是想通过《找矿哲学概论》的出版发行,引导和促进广大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深入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矿产勘查实践,从而促进矿产勘查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参与找矿哲学研究,使找矿哲学这一新兴学科得以完善与发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座辉煌的大厦添砖加瓦。

1992年,《找矿哲学概论》一书正式出版,从总体上揭示矿产勘查活动的普遍联系和一般规律,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对找矿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任务,找矿哲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找矿哲学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和主要范畴,找矿哲学的联系分析法、类比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反复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及找矿哲学的研究意义和作用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找矿哲学的这一思想,通过多种渠道的传播,在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找矿效果,也使得这个思想在地质工作者中得到广泛的认同。

《找矿哲学概论》的问世,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也得到社科界、科技界和地学界的专家们的称赞。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一些外国专家获得《找矿哲学概论》英文版或俄文版后陆续来信,对这一开创性的成果共同探讨,并给予赞扬。

1992年10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在“请地矿部的负责同志转达一点我的意见”中写到:我看过朱训同志写的《找矿哲学概论》。这本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找矿工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其他行业也有启示作用。我希望更多的同志像朱训同志那样,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指导生产和工作,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快地发展。

1993年1月29日,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给首都有关各界召开的找矿哲学座谈会来信指出:我看过朱训同志写的《找矿哲学概论》,这本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建立哲学应用科学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如果我们各行各业的领导同志都能够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这种探索和研究,就会大大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从而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科技事业更快地发展。

恩格斯在光辉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我提出并初创的“阶梯式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理论思维的产物。199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找矿实践和地矿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撰写了《阶梯式发展是矿产勘查中认识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发表了《从矿产勘查过程看认识运动的阶梯式发展》一文。之后,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运动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体现出的阶梯性的特点,将“阶梯式发展”从找矿领域推衍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领域,发表了题为《阶梯式发展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的论文,系统地论述了阶梯式发展理论,填补了地质科学和技术中哲学问题的研究空白,推动了科学技术中哲学问题的研究。随后二十多年,我坚持研究“阶梯式发展”这一哲学命题,使之逐渐成为了一个理论体系。

阶梯式发展理论提出之后,引发哲学界和有关专家的高度关注与积极评论。2018年11月,《人民政协报》和“光明网”发表了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的《阶梯式发展是普遍现象》,文中明确指出:“阶梯式发展”是全国政协原秘书长朱训同志在其所著《找矿哲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的。“阶梯式发展”这一提法,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即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不是重复,而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不断向新的阶梯的攀登。他特别强调了“阶梯式发展”是事物运动的基本形式,在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哲学界认为, “阶梯式发展”同“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等一样,同是发展的“阶段论”和普遍现象的重要范畴。科学提出并系统阐发“阶梯式发展”的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的新成果。

紧密结合长期的工作实践,我对哲学的学习,特别是对找矿哲学、地学哲学、阶梯式发展问题等的探索、创新和应用,由兴趣渐成志趣,由创立走向发展,一路追寻发现,不断有所收获。我与地学哲学,可谓结缘至深。毕生萦怀在兹,持之以恒,孜孜以求,乐此不倦。直到现在,我依然执着于地学哲学的探索研究。

确立指导方针

在不断推动地学哲学学科建设、组织建设和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和大家一道,研究确立了开展地学哲学活动的指导方针。概括起来便是:“一个宗旨”、“四个坚持”。

我始终强调,开展地学哲学活动要体现“为国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我提出,“为国服务”要规划落实到具体的服务上来,形成明确的目标任务。多年来,全国地学哲学研究一直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任务,主要就是四个服务:一是为促进国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服务;二是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是为促进地球科学发展服务;四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服务。

并且,我认为,地学哲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认识功能、协调功能与方法论功能,来完成目标任务的。

在推动地学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为实现“为国服务”这一宗旨,我们提倡要有“四个坚持”: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坚持老中青三结合。

我在主持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的几十年间,始终以“为国服务”“四个坚持”为指导方针,围绕国家建设大局,积极申报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题,筹募必要的研究基金,组织和支持专项调研。同时,紧密围绕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选择论题,组织举办全国或地方的地学哲学学术活动,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转化应用会议成果,许多成果还会通过汇编、转化,成为社会科普文献、大学参考资料和辅导教材。我们及时将会议纪要或重要报告,呈交给有关领导和部门参考。

多年来,在地学哲学领域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我提出并向中央报送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建议。如“建议将节约资源确定为基本国策”“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像重视三农那样重视四矿问题”“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与持续发展”“加强资源枯竭矿山周围及深部找矿”,等等。这些政策建议,关联全局、影响长远,逐步为中央采纳和社会认可,转化为政府和部门的重大决策。

在确立了全国地学哲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我们有效规范学术活动,大力推进学科建设,推广普及学术成果,不断壮大研究力量,从而使地学哲学这一新生事物,沐浴时代的春风化雨,扎根成长,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蔚然成林。(未完待续)□

(作者系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

网站编辑: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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