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涵 王箫鳕

　　关键金属的供应直接决定了风电、光伏发电、核能、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目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猛，所需的关键金属需求持续上升，但地质禀赋的不足，导致关键金属供需矛盾将长期存在。同时，受多重因素影响，关键金属海外供应不稳定性加剧，导致清洁能源产业关键金属全球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保障清洁能源产业关键金属供应安全迫在眉睫，亟须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国际配置能力，降低外在风险。

　　一、我国关键金属对外依赖居高不下

　　截止到2022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约3.7亿千瓦，同比增长11.2%；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9亿千瓦，同比增长28.1%；新能源汽车销量688.7万辆，同比增长93.4%，带动了锂、钴、镍等关键金属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据相关研究显示，2022年，我国锂、钴、镍消费量分别约同比增长56.3%、24.3%、7.3%，至2040年，锂、钴、镍的消费量将增加11倍~25倍以上。此外，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发布《矿产品促气候行动：清洁能源转型的矿产消费强度》和《关键矿产资源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指出未来几十年关键金属需求量将持续上升，供应安全问题将会加剧。而我国关键金属的地质禀赋较差，储量低、品位差，国内低自给率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规模。例如，储量方面，我国铂族金属占世界储量约0.5%，钴储量占世界的1.14%，镍储量占世界的3.1%，锂储量占世界的6%；品位方面，我国锂矿平均品位（0.8%~1.4%）低于国外锂矿（1.4%~3.5%），钴矿平均品位（0.01%~0.2%）远低于刚果（金）（0.1%~1%），导致我国关键金属大量依赖海外进口。如图1所示，铂族金属的对外依存度达97%，钴的对外依存度达95%，镍的对外依存度达91%，锂的对外依存度达76%。并且这些关键金属的进口来源国家比较单一，如我国95%以上的铂族金属从南非进口，95%以上的钴从刚果（金）进口，98%以上的镍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口，52%的锂从澳大利亚进口。一旦这些关键金属海外供应中断，不仅对我国资源安全格局造成威胁，还将导致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点”，甚至瘫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图1 2013~2022年铂族金属、钴、锂、镍对外依存度

　　二、我国关键金属供应安全存在挑战

　　（一）国外生产集中度过高，关键金属获取风险持续增加

　　地质禀赋差异导致多数关键金属赋存在少数国家，生产集中在矿业巨头企业。如图2所示，2013年~2022年国外平均生产集中度分别为铂族元素99.9%、钴97.4%、锂90.1%、镍95.2%，特别是钴由刚果（金）生产的比例达到72%；锂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组成南美洲“锂三角”地区的生产比例达到49%，这些关键金属的产出被少数几个国家所控制。矿业巨头企业对关键金属的产出控制更加明显，嘉能可、英美集团、诺里尔斯克镍业等矿业巨头公司的钴、镍、锂、铂族金属全球份额占比非常高，寡头垄断供应明显。这些生产集中的主要国家和巨头企业可以通过收紧矿业政策、限制出口等手段控制各国获取关键金属的能力，增加各国海外资源获取风险。

　　（二）“灰天鹅”事件频发，关键金属流通多方位受限

　　关键金属流通的生产端、运输端多次受到“灰天鹅”事件的影响。近年来，非洲大陆地区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关键金属的产出、运输和贸易，导致铌、钽、钴、锆等关键金属的生产流通受到极大限制。全球镍供应受俄乌冲突影响，价格达到历史最高，进一步拉升终端如新能源车产业的成本压力。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先后有1600个采矿业项目关闭，作为锂的主要生产国，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部分生产中断。南非先后有3/5的陆路口岸和1/4的海港关闭，刚果（金）、赞比亚、南非在内的中、南部非洲国家钴、铂族元素等关键金属运输受阻。此外，我国进口关键金属主要依靠南海航线、太平洋航线等海上运输通道，比较单一，锂、钴、镍等关键金属90%以上的运输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易受到国际突发事件的影响，海上运输通道的不稳定性较大。这些外在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关键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风险。

　　（三）关键金属竞争加剧，海外供应阻力突增

　　近年来，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矿产资源安全，尤其是清洁能源产业所需关键金属的国际竞争格局。以美国、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关键矿产清单，配套实施提高和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的国家战略和法案，不断强化关键金属多边合作，优化稀土、锂、钴等关键金属供应格局。同时，构建矿产“同盟”以加快清洁能源产业关键金属供应链重构，在保障自身关键金属供应、减少对外依赖的基础上，同时能够影响关键金属的海外供应。2019年，美国同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等主要生产国签订《能源资源治理倡议》，构建“关键矿产同盟”，提高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2022年，美国、加拿大牵头，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英国和欧盟委员会等11个国际与组织，达成“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合作计划，拟建立强大、安全的区域供应链；2023年，在G7会议上，欧盟和美国达成矿产金属协议，目标是以G7为锚点建立一个新的矿产金属供应链网络。这些矿产“同盟”的参与国家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条。产业链上游涵盖地质禀赋处在优势地位的资源端国家，如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加拿大等国均是关键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产业链中游包含日本、韩国、芬兰等冶炼加工强国；产业链下游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消费大国。此外，一些西方国家颁布相关的法案，限制或禁止海外矿业投资，对我国关键金属的海外供应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2 2013-2022年铂族金属、钴、锂、镍国外平均生产集中度

　　三、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海外供应安全动态评估机制

　　借鉴我国“卡脖子”技术清单的模式，建立清洁能源产业关键金属海外供应安全评估机制。一是研判关键金属重要性。基于“关键金属-清洁能源”的视角，明确关键金属生命周期与清洁能源产业链各环节的内在联系，测算不同种类关键金属应用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最终价值，准确识别关键金属的重要程度和产业链的脆弱性。二是评估关键金属海外供应安全风险。通过地质禀赋等因素，结合关键金属的重要性，评估不同关键金属受不同海外国家影响供应安全的情况，模拟极限情况下，我国关键金属海外供应危机，提前谋划破局办法。三是动态更新关键金属“卡脖子”清单。结合关键金属重要性、海外供应风险，综合研判支撑今后一个时期关键金属的供需形势，每3年动态更新关键金属“卡脖子”清单，并给出影响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涉及企业的清单。

　　（二）深化“一带一路”矿业合作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互利共赢的清洁能源产业关键金属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增强我国关键金属供应链韧性。一是实施“一带一路”地质调查援助。提高“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工作程度，为相关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奠基铺路。二是提升“一带一路”矿业投资风险防范能力。聚焦“一带一路”关键金属富集区，做好勘探、生产、贸易、运输全链条产业建设与合作。三是构建“一带一路”关键金属供应链联盟。通过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稳定的、全面互利的双边关系，谋划关键金属供应新格局，强化我国关键金属供应链韧性。

　　（三）提升关键金属国际话语权和资源配置能力

　　加快地质工作“走出去”步伐，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对接、拓展关键金属全球治理机制，同时加快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全球关键金属保障体系。一是发挥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的作用，完善境外矿产勘查开发协调机制，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基础地质、项目推介、投资环境等信息服务，特别是加强改革、商务、外交等政策协调。二是推进矿业聚集区建设。积极落实“走出去”行动的指导纲领，鼓励地质勘查企业承担国外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项目，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扩大海外优质矿产资源权益，提升清洁能源关键金属保障能力。三是鼓励海外多元投资。以钴、锂、镍、铂族元素等关键金属为重点，支持中资企业与智利、澳大利亚、刚果（金）、南非等生产集中国以“股权并购”“产能购买”“战略联盟”等方式开展互利合作，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发挥其在关键金属海外供应安全保障中的“压舱石”作用，降低风险，打造稳定可控的海外关键金属供应格局。四是加强矿业国际人才培养，支持国内矿企进入各类国际矿业组织，适时发起矿业领域的新主张、新议题、新倡议，积极参与国际矿业仲裁和矿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与管理政策”（719914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